對台灣而言，30多萬的失業人口，是個新生的難題。失業的範圍，除以往的年輕工人更進一步，包括了一家之主的中年人和壯年頓失飯碗的白領階級。失業這陌生的現象已成為台灣經濟的棘手問題。

海軍30年退役後，王劍雄又在中船艤裝工廠做了10年。去年11月，在距離可領退休金只有2年2個月的時候，突然接到資遣令。「我（在軍中）是光榮退伍的，」現在卻被半途資遣，很「不服氣」，58歲的他用浙江鄉音快速地說，他還是希望從中船光榮退休。於是去年就從高雄隨團到總統府前請願。

　

在遠東航空公司做了15年的副理吳振斌，是去年11月18日拿到資遣通知，那天早上他還在擔任甄選新進人員的考官。25歲進遠航，「我最年輕、最旺盛、最有創造力的年紀都花在那裡，」他純熟的台灣國語很憤怒：「那個時候（拿到資遣令）真要昏倒。」曾經是中山區民防模範，現在41歲的吳振斌只得在自己家裡做茶葉生意。　

黃襯衫、淺紫毛背心、鮮綠長褲，斗笠下的花布巾包著木然的臉。她是和信興第二養豬廠的女工，被老闆積欠9個月薪水，一共6萬3千多元。「我已經欠了3千多塊米錢，還有孩子要讀書啊！」她在餓得已見肋骨的豬四處亂跑的養豬廠門外，氣憤地堵著大門，不讓公司的車運豬出去賣，除非先償還積欠的工資。她沒田、沒地，只有2個準備考大學的孩子。女孩在聽到自己將沒錢唸書時，就哭了。　

成大機械系畢業的吳裕國，在台電偏遠炎熱的恆春核三廠熬過五5年頭，一直都是約聘工程師。去年4月，因為核四廠停工，他成為台電1476名被裁約聘雇用人員中的一名。「一切都按規矩來，我們沒有什麼可說的，」今年32歲的吳裕國軟軟的調子還帶著淺笑。

這些就是最近曾引起軒然大波的高失業率數字背後，一群帶著不同心情，也有不同遭遇的人。

台灣去年面臨30年經濟發展從未碰過的陌生問題─失業。不僅經濟過去將近20年來最高的年失業率，失業人口的結構也與以往大不相同。不再只是年輕的女工、黑手，也包括了一家之主的中年工人與白領階級。這些現象延續到今年初為止，也都沒有明顯改進的趨勢。去年8月份，台灣地區失業率曾達4.1％，是20年來從未出現的最高紀錄，當時台灣有32萬人處於失業狀態。

行政院主計處也指出，去年台灣年平均失業率達2.9％，是「歷年來」最高紀錄，事實上過去將近20年來，只有1966年有過同樣高的紀錄。行政院長俞國華在今年2月份一年一度春節前的記者會中，也表示對台灣的失業問題，應「加以重視與關切」。　

目前失業人口結構的特徵，則在「高齡」失業人口增加。根據台大經濟系副教授吳忠吉的研究，去年失業人口中，35至55歲的失業率，有大幅躍升的現象，包括了社會上最可能是「一家之主」的人口。　

另外白領階級失業人口的數字也躍升。根據勞工統計月報，專科及大學以上學歷的人，去年失業率也有明顯增加的趨勢。這群原為社會最穩定的中堅階層，面臨失業，自然影響社會基礎的穩固。　

怵目驚心的數字和事件，都指出台灣的失業問題，已不容忽視。但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台灣在30年後，突然撞上這個許多已開發國家都懼之如虎的問題？內政部長吳伯雄在接受「天下」訪問時，急急指出「經濟不景氣」是失業最主要的原因。

　
去年經濟的不景氣，和大企業接連爆發的財務危機，掀起台灣企業界一陣裁員風。去年因財務困境而列名風雲榜的公司如楊鐵、中纖、國豐、信華台鐘、肯尼士、金豐富等，在力圖重振或維持小康的過程中，手法雖各有不同，卻有一項統一措施，就是大量裁除「冗員」。　

另外，根據經建會人力規劃處的分析，去年失業人口中最大一部份是因原來工作單位歇業而造成。因為公司倒閉而失業的人數比例，比前年增加10個百分點以上。連前途一向看好跟高科技有關的行業都不能免除裁員的「下策」。生產數據交換機很有信心的台灣標準電子，今年初率先裁去1/10員工，達100人。吉悌電信在2月底也不得不跟進，裁掉約1/10─90多名員工。受倒帳風波的牽連，多家外商銀行紛紛緊縮業務，一向被認為是天之驕子的外銀行員，也遭受失業之苦。過去1年來，法國百利、法國興業、美國商銀、波士頓、建利、摩根等6家 外商銀行，共裁了74位員工。　

國營企業為精簡組織，提高效率的大量裁員，更加深社會對失業的觀感。10家國營企業共裁了約7,600多人（台糖裁員3,118人，台電1,476人，中船1,492人，台機605人，中油450人，台肥269人，中化146人，中華工程50人，台鹽288人，台金27人）。國營事業委員會執行長張鍾潛指出，這些裁員措施是在不景氣情況下，想過所有其他維持國營企業競爭力的方式之後的「最後一步」，所以這些人都是「非裁不可」。

相信景氣循環是造成失業「主嫌」的人，多認為只要景氣恢復，失業問題就會「自然消失」。但有人指出，以往台灣也曾受不景氣打擊，相比之下去年2.9％的失業率仍然偏高。　

以1974年能源危機打擊下的失業情況為例，反映在第2年失業率也不過2.4％。1981年全球經濟不景氣，反映在第2年台灣的失業率不過2.1％。而前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達10.9％，去年也有4.7％，比前2次不景氣時的表現都好，反而失業率高達2.9％的高峰，顯示這一次的失業問題並不單純是由不景氣引起。　

而且根據最近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、哈佛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幾位學者發展出來的「新失業理論」指出，由於現代企業管理傾向於組織精簡，寧願給較少的工人較高的薪水來提高生產力，因此即使景氣復甦，失業率也仍可能居高不下。

　
除了景氣循環之外，另個造成台灣高失業率的原因，就是「結構性失業」。政治大學社會系系主任陳小紅指出，由於經濟轉型，目前台灣需要的人力跟以往不同。當經濟往自動化、專業化轉向，廉價的勞工已經不再是台灣的資產。也就是說當勞力密集產業衰退，技術密集產業取而代之時，原先不具特殊技能的就業人口就容易失業。

經建會人力規劃處處長張丕繼進一步解釋，未來台灣的「結構性失業」會增加，因為人力供需之間的職業類別配不起來，不同行業彼此間的人才替換性降低，轉業將更困難。

　
台灣失業人口結構的新難題，是這些失業者又集中在家計負擔較重，中年或高齡的人身人。青輔會2處處長苗永序形容目前這種失業問題的嚴重性是「一個人失業，一家人都沒飯吃。」

造成這批「一家之主」失業的原因主要有2：勞基法施行，和企業推行自動化的趨勢。

　
勞基法內有關提列退休金的規定，的確帶給企業財務壓力。為規避支付退休金，許多企業就提前資遣即將退休的員工。中國人造纖維就是例子，利用不明確的理由提前資遣將退休的員工。今年1月最高法院的判例，就裁定中纖必須依法給付因不明理由，而被資遣的化學組主任歐忠泰足額的退休金。其它還在訴訟過程，或已經無聲息的同類資遣案還有許多。根據內政部職訓局最近一次就業市場現況調查，由於勞基法的衝擊，目前高齡者（45歲以上的人）就業已經比以前困難。

造成台灣「結構性失業」的另個「罪魁禍首」，就是自動化的趨勢。自動化除了造成「一家之主」失業外，還用電腦取代大批白領階級，坐辦公桌的工作者。根據經建會人力規劃處的分析，專門技術人員、行政主管人員及監督佐理人員等職類的就業機會，去年的確有減少的跡象。　
今年2月份的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也指出，自動化後的產業對失業人口的吸引能力已經降低，所以今後企業推行自動化，還應注意自動化的後遺症─失業問題。一向追求「合理化」台塑企業，就是例子。　

民國72年台塑開始推行全面電腦化之後，就有許多人工填單工作由電腦取代。不僅處理速度加快，正確性也跟著提高。「我們做了很多人員縮減，新訂單也在增加，」台塑總管理處總經理室主任楊兆麟指出。去年台塑公司就精簡人事達500人，多是40至50歲的年齡階層，部份算提早退休，部分是「優惠資遣」，平均資遣費每人約70萬元台幣。其他多餘的人力，則調往台塑其他關係企業。如長庚醫院的行政人員，「從來不向外徵召，」楊兆麟指出。　

台塑關係企業─台化，也在去年因自動化精簡人事達1,170人，其中230人是遭資遣。台化總經理室特別助理李憲寧表示，在未來幾季，台化還有人事精簡的目標。到目前唯止 ，電腦取代的人員還是以中級主管及事務人員為主。

無論自動化，或規避勞基法退休給付的資遣，都是造成「一家之主」或白領階級這群社會中堅份子失業的原因。這看似突如其來的問題，如不妥善因應，對台灣經濟、社會、政治的發展，都將有不可忽視的影響。台大經濟系的吳忠吉從經濟角度，來看失業問題帶給台灣的經濟負擔。他以美國為例，失業人口不但國家收不到稅，而且政府在失業保險及職業訓練上的支出壓力就大增。而我國職訓的費用，據經建會人力規劃處處長張丕繼估計，訓練每個人政府需負擔的成本都高達「10幾萬」台幣。

　
失業問題的另個負面影響，就是增加社會成本。

根據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一項研究失業的報告指出，失業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，就相當於：●州政府的監獄人口增加4個百分點。●住進精神療養院的男性增加4.3％，女性增加2.3％。●自殺率上升4.2％。從對失業問題已習以為常的美國經驗來看，失業可能造成的治安等社會問題的確驚人。　

我國一方面失業人口增加，另一方面最近對計程車停止發照，對流動攤販加強管制，也讓失業者進入「自營作業者」行業的機會越來越小，對犯罪的壓力也就越來越大。「逼得他沒 路走，只好鋌而走險了，」吳忠吉分析。　

內政部長吳伯雄也認為治安惡化與失業率昇高有關。犯罪與暴力傾向，是藍領階級失業較容易有的傾向。但另外更嚴重的潛在問題，則是白領階級失業後對社會的不滿。這種情緒，若蝕及平時台灣最穩定的一群中產白領階級，政治性的傷害力就更強。

　
長期失業的鬱悶，對勤勞的中國人來說，是情緒上的負擔；對中產階級來說，則更是不能容忍的恥辱。從嘉義梅山到台北發展的吳振斌被遠航資遣後，雖然到茶葉改良廠受訓，學會自己在家烘焙茶葉，但想到回家鄉還是很覺不堪。「回去好看嗎？本來就是為想往都市發展才要來，回鄉下一定有人會問：『你是不是犯錯了？』要踏進家門那步很難過，」現住板橋的他面有難色地說。　

情緒與恥辱，都是造成社會不滿的根源。最近失業勞工示威事件頻頻出現，就表示不滿情緒已經升高。

中船勞工不僅到總統府前請願，還曾包圍中船台北辦事處，甚至董事長韋永寧的住宅，逼得韋董事長在「兵臨城下」的情況下，數度在資遣條件上讓步。五次請願，被資遣勞工有15名被重新僱用，並且中船答應成立「複審委員會」，接受自認被資遣不公的勞工申請，重新評估他們的去留。「我不答應，那有什麼辦法？」70歲的韋永寧緊蹙雙眉說。

新竹玻璃在經營者捲款潛逃後，瀕臨失業的員工在11月29日間集結600多人，分別搭乘火車、汽車從苗栗、竹東北上至行政院請願。要求由員工自組臨時管理委員會，暫時接管公司。這次「自救」行動終於由省政府社會處長趙守博出面默認，讓原不具備法律地位的勞工暫管新玻。

為了預防這類請願演變成暴力事件，政府的態度是一再讓步。國營會執行長張鍾潛認為這是「政府體恤老百姓」，是「在法律範圍內允許更多的方便」。但一名國營企業主管卻認為，既然法律已有明文規定，就不應隨便讓步。「一請願就讓步，這不是鼓勵大家請願？」他氣憤地說：「政府就是怕事情。」　

這種由失業而引起的請願風潮，對正規經營的民間企業也是很大的困擾。杜邦公司中壢廠去年因全球電子業不景氣，共裁員385名，都依勞基法並加給獎金發派資遣費。副廠長牟苣庭表示，杜邦全部資遣費支出已多於勞基法1倍。但去年底仍有215名員工，用摩托車堵住杜邦位於中壢工業區的大門，抗議裁員方式不公。　

副廠長牟苣庭不解地問：「我不懂優於勞基法為什麼還有問題？」他認為勞基法的權威顯然不受尊重。牟苣庭說出外商公司的困惑：「法就是法，」他搖頭：「我們這邊（台灣）做生意，合法也不行，那怎麼辦嘛？」一位知情的人士指出，杜邦事件的政治成份大於社會問題。他指出，杜邦員工的抗議是因為有黨外人士的介入，才顯得特別激烈。

　
黨外的政治資本　

政大社會系的陳小紅分析，失業問題造成的勞資糾紛已經變成政治上可利用的資本，但「政府根本不願談失業的事，因為不願給黨外製造機會來談，」她說。事實上曖昧態度的代價，是失業問題已經給黨外當成政治資源運用。　

陳小紅指出，失業這個單純的經濟問題，不應演變成社會問題，更不宜 惡化成政治問題。「我絕不願見用政治手段來解決失業問題，」她急切地強調。　

許多關心社會的人士認為，要避免失業惡化成政治危機，第一步就先承認有失業問題，並儘速擬出對策。　

多位立法委員曾建議，應該馬上仿效西方工業國家，採行失業保險制度。但根據內政部對立法院的答覆，全球167個國家中，採行失業保險的只有40個國家。而且跟其他社會保險的項目比較起來，失業保險的優先性並不高。一位北市的黨外民意代表也認為，台灣在全民健康保險都尚未普及的情況下，不宜率先實施失業保險。經建會去年2名英藉顧問研究「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整體規劃」時指出，以目前台灣社會結構考慮，與其採失業保險，不如致力職業訓練。

　
台灣職業訓練發展的歷史並不算短，位於基隆和平島的北區職訓中心就是從民國57年開始。可是內政部職業訓練局局長朱增郁就坦白指出，職訓局的功能，「經濟是擺在前面的」，是為了專門訓練技術密集工業所需的人力，而非為「社會目的」─解決失業問題。因此，各職訓中心的招生條件，都有年齡及學歷的限制。通常都要求35歲以下，學歷在初中以上的人，才可報考職訓班。對年齡超過35歲，學歷較低失業人口的服務就很有限。

政府負責職訓的另個重要機構─青輔會的苗永序也坦承，政府對中年人口的就業，沒有特別的輔導辦法。雖然職業訓練到目前為止還不盡完善，但是擴大職訓機構的容量與訓練項目，還是很多學者對解決失業問題的處方。職訓局長朱增郁指出職訓局已經在設法增開班式，並且針對失業人口，將開設轉業訓練，及服務業訓練等「在職進修訓練」的班次。

內政部長吳伯雄認為職訓雖重要，但失業問題的「源頭」是在經濟部，也就是唯有讓景氣復甦，增加經濟成長，才能徹底解決失業問題。要加快景氣復甦，俞國華院長的處方就是增加公共投資。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單驥指出民國63年10大建設推出的時候，也正是世界經濟不景氣時，在公共投資的誘導下，台灣失業的情況就不嚴重。因此此時加速推動14項建設，會適時吸收失業勞工。　

解決失業問題的另個經濟措施，則是俞院長在年終記者會上指出的發展服務業。俞院長表示，台灣因為農村人口繼續往外遷移，工業又必須走上自動化，未來靠製造業或農村吸收失業人口的可能性就不大。只有服務業對未來解決失業問題「還有深厚發展的潛力」。　

但是，到底發展什麼類型的服務業？怎麼發展？如何將失業人口安插進 期望中會出現的服務業？這些都還是各方尚無答案的問題。對解決無特殊技能人口失業的問題，經濟學者吳忠吉建議，治安既是目前台灣越來越頭痛的事情，內政部卻又常表示警力不足，何不乾脆擴大名額多訓練些警察來維持治安。

另一位觀察者也建議，政府可以多從「維護」工的方向來考慮吸收無一技之長的失業人口。他舉日本為例，東京能維持目前整潔美觀的市容，除了市民遵守公共道德，大批清潔工、維護工的辛勤工作也是原因。台北市政府似乎可以在維護市容上，再考慮多用人。

青輔會的苗永序也贊成以這種「以工代賑」的方式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。鼓勵把市政府的維護工作，留給市政府以外的失業勞工，以解決非技術勞工逐漸因自動化及專業化被淘汰出 就業市場的危機。

無論是發展14項建設，或維護性服務業，如何將失業人口配上工作，除了靠自由市場機能外，還應可有輔導就業的服務。我國早在民國24年，國民政府就公佈了「職業介紹法 」，卻從頭到尾都擺在那裡，未見施行。職業介紹的要領，就在充份掌握求才者、求職者雙方的資料，才能撮合。台灣因為沒有實施失業保險，到底什麼地方有多少人失業，那些人在失業，都不能明確掌握。

　
青輔會的苗永序指出，世界著名福利國家瑞士在每個行政區，每個鄉鎮都有就業服務站，負責收集人力市場供需的資訊。台灣有320個鄉鎮，卻只有22個職介機構，對失業勞工的幫助自然有限。「我們沒有失業政策，」苗永序承認，因為以往一直沒有這個需要。因此目前突如其來的失業問題，讓社會大眾一下方寸大亂，人仰馬翻。　

失業問題對享受了30年經濟奇蹟的台灣來說，的確是陌生的經驗。社會學家陳小紅反對雷斯托（Walter Rostow）的經濟發展階段論─認為一國經濟發展到某個階段，必然經歷某種痛苦。「什麼都用轉型期的陣痛來解釋，就變得有點不負責任，」她平靜地說。目前台灣如何因應失業的問題，「就看社會怎樣回應，也看調適的時間到底多長。」　

經濟不景氣、接單情形不理想，財務出現赤字，企業能想到最簡單的降低成本方式，就是裁員。也就自然造成社會的失業問題。

但企業不應該裁員嗎？老闆究竟要對員工負什麼責任？　

政治大學社會系系主任陳小紅指出，從純經濟學觀點來看，不能增加企業競爭力的勞工，自然沒有理由留下。「不能創造生產力，它為什麼要養 你？」她說。這種基於契約形式的勞工關係，是西方的傳統，搬來東方就產生了不適應。

中國傳統下，陳小紅指出，員工一進一個企業，認為雇主就要像父母一 樣，對他負「無窮的責任」。於是裁員對員工形成在情緒上特別不能忍受的背叛。即使資遣條件優於法令的規定，員工仍會覺得「有股氣不服」，而請願、示威事件也就層出不窮。

　
杜邦遠東公司總經理柯思祿（Paul Costello），將最近勞工權利意識突然高漲，歸因於勞基法實施助長了對立心態。「這個法（勞基法）讓勞工開始覺得他們什麼事都可以討價還價，」柯思祿說：「於是裁員給弄成了情緒事件。」　

這種突漲的情緒反應，社會學者陳小紅觀察，根源還在雇主與勞工之間權利義務觀念不清，及角色的混淆。有些雇主的「社會責任感」僅限於賺錢，而不是對自己的企業認同。「賺錢的時候說是靠他自己的本事，景氣不好就是政府的錯，」而要求紓困，她形容。　

相對的，勞工對企業的認同感也不足，在企業賺錢時，只想到自己的權利；景氣不好時，就是老闆的責任。　

勞資雙方都缺乏「共體時艱」的默契，都只講求權利，不重視相對的義務，而對政府的要求也特別高。在談社會福利政府（包括失業保險）時，陳小紅指出一般人心態的矛盾：「大部份人都覺得福利越多越好，但卻希望繳稅越少越好。」於是景氣不好、失業全都成了政府的責任。

事實上，企業面臨不景氣，並不是非裁員不可。減薪、縮短工時等措施都有企業相繼採行。王安電腦面臨去年電子業大衰退的對策，就是自王安博士起，15名最高主管率先減薪10％。

國營會副主委王玉雲則強調，未來一年國營企業降低人事成本的方式之一，就是嚴格限制加班。經建會人力規畫處處長張丕繼則建議，全面縮短全國工時。這雖然不合中國人「勤勞」的傳統美德，卻有助提高台灣的生活品質，讓大家有更多假期可以去「享受人生」。　

另外，也有企業利用不景氣，從事平時顧不及的員工訓練。台肥去年除裁員外，還送員工到北區職訓中心進行3個月的「第二專長」訓練。　

若這些措施仍無法維持，企業非裁員不得生存，國營會執行長張鍾潛就認為應該在「裁員的技巧上深思熟慮」，才不會引起社會過強的反應。部份雇主建議將裁員時段拉長，分批裁 ，讓員工能有心理及行動上的準備。台化總經理室特別助理李憲寧認為，這種作法反而對企業造成一種「不是不良的壓力」，促使還留在公司的員工更「拼命」地工作。
　

但是，台塑企業的楊兆麟卻強調，裁員的訣竅還在跟員工的「共識」。基隆中船總廠工會常務理事吳海瑞就認為，中船這次裁員有人不滿，是因為溝通不良。企業主「一廂情願」地訂出時間表及資遣條件，可能根本不是中船員工的希望。吳海瑞認為有疏漏的原因，是「作業時間太匆忙」。　

社會學者陳小紅認為，光從經濟學角度來看裁員，可能沒有辦法真正找出問題的癥結。「經濟學家太理性，太追求效率，」她批評。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，來儘速調適勞資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，與彼此的角色認定，應該是台灣面臨「失業」困難後的新習題。
　

去年7月，新玻台北總公司凍結新玻員工存款時，劉愛群就懷疑公司會出問題。不出幾天，董事長任和鈞就帶著公司所有現款，和600多名員工的畢生積蓄約1億8千萬台幣，潛逃美國。

剛滿30歲又停不下來的劉愛群，和長他2歲且沈穩的范春松，為不使自己和同事驟然失業，於是發起自救運動，成立自國塑之後、另一個員工自救組織，接管新玻。　員工籌錢復工　最困難的第一步，是讓停了2個月的工廠復工。公司積欠員工3千萬元薪資、原料庫存也已用罄，新玻的財務困境，只得由員工自己籌款應付1,200多名員工，除了拿出自己的積蓄，還分別向地方農會、合作金庫及銀行，用個人、甚至子女名義貸款，依各人原來薪資比例募出5至30萬元不等，湊成4千萬台幣的「復工基金」。再加上10幾家經銷商1,350萬貸款，終於讓工廠1,300度的熔解爐重新燃燒起來。　

儘管困難重重，但工廠在由25名員工組成的臨時管理委員會自行採購、生產製造和銷售的運作下，終於在今月1月─玻璃業的旺季，有了盈餘。將近半年來，每月只領1,000至3,000元的員工，在舊曆年前，每人拿到17,000元過年。　

為什麼分布在苗栗（776人）及竹東（485人）的1,200多名新玻員工，能夠在短期內同心協力，讓工廠動起來？他們是怎麼做到的？

臨時管理委員會執行秘書洪堯德指出，成立已33年，曾和台玻平分台灣玻璃市場的新玻工廠，有6成以上的人都屆退休年齡。他們不願看到奉獻終身的廠，就此消聲匿跡。「他們希望把廠救起來，才有希望，」瘦長的洪堯德在率先復工的竹東廠說。　

庶務課的陳月常就是典型的例子。16歲就進新玻竹東廠，一待就是31年，「我都不曉得自己幹了那麼久，」她的標準國語還帶客家腔：「幹了這麼久什麼都沒有。」她被任和鈞捲跑的畢生積蓄，約達100萬以上，她談起積蓄就眼眶泛紅：「不要問了。」但是在籌款階段，她還是不落人後，抵押了房子向農會借錢。難道不怕復工不成再被倒一次帳？「都被倒了這麼多，還怕這一點？」她多少有點自我安慰地說。　

事實上，新玻的前途並不是沒有波折。未經董事會同意的臨時管理委員會不具法人地位。而且由政府出面協調達成的協議（由工人暫管）不受法律保障。若股東大會即時召開，進行重整，則所有復工活動依法都必須停止，資產凍結，等候法院發落。

另外，新玻為上市公司，未獲股東同意就由工人接管的做法，並未善盡保護投資大眾利益之責。類似新玻的自救活動，雖情有可原，是否值得鼓勵也待質疑。但在目前無法合理解決經濟犯罪案件的景況下，新玻的12,000多員工用自己的力量，暫時逃過了失業的劫數。